薛梦潇：从月令看早期中国的“政治时间”

薛梦潇随读随写 2019-05-20

序论

月令，是中国古代的时宪之书。它以时月为纲，使农事、礼乐、政教、兵刑贴合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节律。以“月令”为题的文献，收录于小戴《礼记》之中。不过，早期中国的时宪之书版本众多，不唯《礼记•月令》一篇。载于大戴《礼记》的《夏小正》，《吕氏春秋》“十二纪首”（下文简称《吕纪》），以及《淮南子•时则训》等传世文献，都具备“以月系事”的特征。它们也是“月令”。

《管子》中的《玄宫》（《幼官》）《七臣七主》《轻重己》诸篇，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五令》《四时令》，北京大学藏汉简《节》《阴阳家言》等出土文献，以四时、八节或五行为纲，没有选择“四时—十二月”的时节系统，也就未按以月系事的体例编写。严格地说，它们不能算作“月”令。但是，这些文献用时节、五行来配伍政令的做法，与月令并无本质区别；它们关于时节忌宜的叙述，也多为后世月令所承袭。职是之故，本书也将《管子·玄宫》等篇纳入“月令”范畴考察。

诸本月令结构或繁或简，内容有详有略。《夏小正》相对简单，主要记录每月星象和物候。在所有月令文献中，它是最显“原始”的一种。《吕纪》《淮南子·时则训》与《礼记·月令》三篇内容基本相同，先设当月五行配置，次述天子政令、礼事，再书违令灾异警示人君，纲具目张，篇章结构与思想最成系统，当出自同源。《管子》中的月令文献，基本属于“五行时令”，但各篇结构与文字并不统一，文本来源复杂，出于众手的痕迹明显。

这些月令文献也不成于一时。《夏小正》的历法最为古老。《史记•夏本纪》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1]虽以“夏”为名，但不太可能是夏代遗书。从所记天文星象等因素推测，《夏小正》的成书时间，大约在西周至春秋末年之间。《管子》一书托名管仲，但其中几篇月令文献应在战国中期才成立。《吕纪》的年代，争议较少。[2]赢政即位后，相国吕不韦召集宾客，使人人著其所闻，乃成《吕氏春秋》。[3]然则，《吕纪》的主体内容诞生于在秦统一天下之前。西汉景帝时期，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著书，武帝初年献于朝廷。《淮南子·时则训》的成篇时间亦不难框定。《时则训》与《吕纪》内容近似，其中有根据汉代制度改写的几条文字，可见是汉初之作。

天南地北气候不齐，春秋战国诸侯林立的现实，又塑造了文化的区域分野。各版本月令文献天象、物候的差别，正是作者站在各自地域观察记录的结果。自然环境相殊，遂导致月政时禁上的因地制宜。《夏小正》的作者可能是居住在黄河中上游夏墟的人，《管子》《吕纪》反映的则是黄河下游青州地区的知识系统。

总之，上揭月令文献体例有别，文字相异，成书时间有先后，出身地域也不一。它们展示了早期中国多样化的“时间表”设计方案。欲探求上古先民的时间观念、时节意识，月令文献是上佳的契入点。

时间与空间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框架。《淮南子•齐俗训》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4]空间具有可视性，土地、山陵、墙垣、坛场、宫室都可以构筑起一定范围的空间。时间却没有触感，人们只能通过天文、气象、人物生死、代际更新等媒介，来体会时间的推移。胡塞尔一语中的，他说：“人们所能感知的仅是在时间流逝中发生和进行的事件。”[5]这就引出了时间与人类社会的联系。

时间可分为“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自然时间是不受人控制的客观存在，是天文物理学层面可被测量的对象。而社会时间不具有自然时间那样均质齐一、单向运动的特性。因为人的参与，等量的时间长度，可能显示出不等量、不同质的社会意义。[6]社会学家的研究已经意识到，作为秩序原则，作为社会协调、规范和定位的工具，作为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的概念组织符号，时间是由社会活动构成的，它的根本性就在于社会建构。[7]简言之，社会时间是一种人为再造的时间体系。

人类日常生活中面对和感受的时间，都是社会时间。一些看似更接近于自然时间的概念，其实也是人为设置的时间秩序。例如，要把握十二个朔望月的总天数，当然需要“科学”观测与计算，但将意为谷物成熟的“年”字为355日的时间长度命名，便立即将自然时间转化为人类活动的周期。再如，殷商时代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西周晚期才进一步细分为春夏秋冬四时。秋与冬的出现，并不是被测算出来的，而是被“安排”进去的。就月令文献而言，无论是“四时—十二月”系统，抑或“五行—三十时”系统，也都是在自然时间基础上作人为划分。

月令自出现之日起，它的持有者、使用者就被设定为人君或天子。各版本月令文献的时节划分，也不是单纯地因循自然时间规律，而是寄托着对王道政治的追求。以《吕纪》《月令》为例，秋冬与春夏，无尊卑之别，但有阴阳之分。设计者将王政的宽和柔惠，融入草木萌发、玄鸟于飞的勃勃生气之中，而又期望人君挟恃秋霜冬雪，行威武肃穆之政。将四时十二月配以五行，赋予每时每月生、养、衰、杀的哲学思想，制订出助阳顺阴的政令和礼事，于是，这些针对君主而人为规定的各具政治寓义的时间，就成为“政治时间”。当然，“政治时间”也是社会时间的一种，也不仅仅通过月令表现出来。纪年符号（如唯王某年、元鼎某年等）及一些特殊的日期时刻（如日冬至朔旦），都不是工具性的时间，它们也是具政治象征与威权意涵的“政治时间”。

月令呈现出的是具有周期性的“政治时间表”。如上述，先秦时期月令版本多样，意味着“政治时间表”非惟一种。战国后期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区域间文化上的竞争与交融也未曾停歇。帝国诞生前夜，《吕氏春秋》问世。从这部巨著“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气魄可见，[8]秦人对天下的统一，并不局限于将六国纳入帝国版图，也有吞吐古今之学、融会人心思想的志望。聚焦于《吕纪》，它自然不乏将各自为政的战国时间整合为帝国时间的意图。

倚靠强权，《吕纪》这一份政治时间表，确立了“王官月令”的独尊地位。然而，整合不等于消灭。《夏小正》与《管子》中诸篇月令文献的内容和设想，就不同程度地被《吕纪》接收。与此同时，地域性的月令文献在秦汉之际仍在本区域内流行。《管子》的部分内容被改造成为“王官月令”，而那些落选的文字和思想，在西汉前期的山东银雀山汉简、北大藏西汉竹书中尚斑斑可见。

当然，汉兴七十余年后，战国余绪殆尽，地域性的月令文本不可避免地退出政治舞台。西汉中期以降，《吕纪》《月令》一系不仅坐稳了“王官月令”之席，而且伴随着儒生与方士合流，完成了由阴阳家言到儒学经典的转身。几乎同时，《月令》对汉代政治文化的渗透也日益深入。

月令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在西汉末年就已展开。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元始年间，汉廷征召天下“有图谶、钟律、月令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随后“正乖缪，壹异说”。[9]自季汉至清末，关于月令文献源流与月令礼制的研究不断丰富。

考镜源流是历代月令研究者的兴趣所在。《礼记•月令》作为儒家经典，其成书年代与文献源流最受学者重视。蔡邕撰《月令章句》，开篇即称《月令》乃周公所作。[10]东汉贾逵、马融、王肃俱同蔡说。直至清代，仍有戴震、孙星衍、黄以周等持此看法。针对“周公说”，为《礼记•月令》作注的郑玄提出该篇乃礼家抄合秦人《吕纪》而成。孔颖达《礼记正义》维护郑注，并胪陈文字、官名、岁首和服色等证据，阐明《月令》出自《吕纪》的结论。

郑玄、孔颖达的注疏，因其为官方经学观点而影响甚巨。除此之外，古代学者也有其他不同看法。杨宽整理前人学说，概括为六种：（1）周代说。以贾逵、马融、蔡邕、王肃、戴震、孙星衍和黄以周等人为代表；（2）秦代说。以郑玄和高诱为代表；（3）束晳依据《月令》采用“夏正”的情况，主张《月令》成书于夏代；（4）隋代牛弘认为《月令》杂虞夏商周之法；（5）方以智提出《月令》因袭《夏小正》，而《吕纪》抄自《月令》；（6）汪鋆、崔适等认为《月令》本周、秦时代之书，并经过汉人修改而成。[11]以上六说基本涵盖了经学时代的学者对月令文献源流的认识。

走出经学时代以后，月令文献源流仍是研究焦点之一。顾颉刚从明堂、历法和“五帝”系统的生成史，推断《月令》全篇文字皆王莽时所作。他认为《吕氏春秋》也并非原貌，而是被王莽和刘歆等人加以利用，将“十二纪”改置于“八览”和“六论”之前，又将新作之文拆散冠于“十二纪”之首，同时还将此文分别录入《淮南子》《逸周书》，成为《时则训》和《月令解》，最终马融将《月令》编入《礼记》，即名之为《月令》。[12]

顾颉刚一派之外，一些学者仍主张《月令》的成书时代不会晚至西汉末。容肇祖认为《月令》出自战国阴阳家之手，是邹衍遗作。[13]向宗鲁《月令章句疏证叙录》指出，《月令》即《明堂月令》，本周代之书，后经损益增删。[14]上揭杨宽《月令考》对前说一一辩驳，然后提出新见：《礼记•月令》的作者当为晋人后裔，其书与西周时期的《七月》、春秋时期的《夏小正》一脉相承，是战国末期阴阳家的作品。郭沫若《管子集校》认为《管子•玄宫》是《吕纪》的雏形。[15]胡家聪赞同郭沫若的看法，并进而推测《吕纪》成书时间的上限不早于《玄宫》，下限则在公元前239年之前。[16]徐复观亦认为《吕纪》成书与邹衍学派直接相关，并叙述了由《夏小正》到《吕纪》的发展演变轨迹。[17]

上世纪中期以来，日本学界也发表了不少相关研究。町田三郎《管子幼官考》与《時令說について——管子幼官篇を中心に——》两文，考察了时令说的不同形态及其成立时代。[18]岛邦男的专著《五行思想と禮記月令の研究》细致梳理了月令文献的传承脉络。该著认为，月令文献是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发展而来，邹衍的后学将阴阳五行与四时相结合，作成《四时篇》收录于《管子》；在《四时篇》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幼官》《禁藏》《轻重己》等篇；今人所见《吕纪》乃东汉时成立的文献。[19]金谷治《管子の研究》专门讨论了《管子》中的时令思想，分别推测了《玄宫》《禁藏》《七臣七主》等篇的成书时间及其与《吕纪》和《礼记•月令》的关系。[20]

直至最近二十年，月令源流问题依然备受关注。陈美东认为月令出于阴阳家之手，但诸版本月令又存在不同的学术传承派系。[21]乐爱国发现《月令》可能出自《管子》。[22]王锷同意杨宽的结论，并作了一些补充。[23]王连龙提出《邹子》《明堂阴阳》等均为《周书•月令》的异名。[24]刘宗迪、曾锦华也通过文献对比，考察了《吕纪》《时则训》与《礼记·月令》之间的因袭关系及思想演变过程。[25]

以上，经学时代的月令研究，受限于“注不破经、疏不驳注”的经学注疏原则及门户师说，难免存在误解经义和有违史实之处。近现代的月令源流献考辨，则重在传世经史的梳理。随着简帛文献的频仍出土，可资讨论的月令文献种类日益丰富，已有研究的某些结论遂有待重新考量。

迄今已出与月令相关的简帛文献主要有：（1）长沙子弹库楚帛书；（2）临沂银雀山汉简阴阳时令类文献数种；（3）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节》《阴阳家言》；（4）居延“月令简”；（5）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

关于子弹库楚帛书的性质，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较早提出了“楚月令”的看法。[26]李零评价陈梦家的这篇遗作是专门考证帛书性质内容最全面的一部作品。郭沫若认为，楚帛书是与《管子•玄宫》性质相近的文献。[27]俞伟超明确表示帛书是《明堂图》性质的楚国书籍。[28]曹锦炎呼应陈梦家的观点，也认为楚帛书是《礼记•月令》的滥觞。[29]李学勤《楚帛书研究》虽然认为楚帛书并不属于月令文献的范畴，但也不否认楚帛书与月令有相似之处，甚至有共同的思想渊源。[30]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及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总结《楚帛书研究》，综合并细致梳理了前人工作，翔实论述了楚帛书与《管子•玄宫》等月令文献的关系。专著重新绘制了已佚的《管子•玄宫图》，以之与楚帛书比较，发现二者虽然性质相近，但区别也很明显：楚帛书属于历忌之书，而月令就是从历忌之书发展而来的系统更复杂的文献。[31]

银雀山汉简《迎四时》《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三十时》《四时令》《五令》等篇，内容与传世月令文献相似。李零将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与《管子》所揭三十时节进行对比，判断二者均属于“五行时令”系统，但在形式与细节上也有区别。[32]这些研究揭示了月令文献不同系统之间及每个系统内部的复杂性。陈侃理根据《皇览》中一段完整的迎气礼文，缀合原本残泐已甚的银简《迎四时》。他指出《迎四时》在内容上存在与《月令》相似之处，并注意到儒术对阴阳书的吸收有一个不断选择、淘汰的过程。[33]

中国西北地区也出土了数枚月令简牍，包括：居延汉简95•5与210•35、居延新简E.P.T.4：16、E.P.T.59：62、63及E.P.T.65：173，等等。这些简牍主要是西汉末至东汉初的遗物，虽然不是成篇的月令文献，但对研究两汉之际政治文化提供了颇具价值的线索。陈直和森鹿三都已经注意到，几枝新莽简的月份和政令配置与《月令》存在错位，由是可以确认王莽改汉正朔的史实。[34]

同样在中国西北，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的《月令诏条》完整揭示了元始五年（5）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月令原貌。胡平生《“扁书”、“大扁书”考》对内容进行了考释。[35]魏启鹏《敦煌悬泉〈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校笺》指出了月令诏条在文献上的重要性。[36]黄人二《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诏条〉整理与研究》，对诏书内容进行校读注解，继而考察了诏书的形成与传递过程，以及政治与经学之间的关联。[37]

“日书”是先秦、秦汉时期另一种与时间有关的文献。睡虎地、九店、周家台、放马滩、孔家坡所出简牍中均可见此类文献。已有学者注意到“日书”与“月令”之间的关系。刘信芳的研究表明，楚帛书的十二章题记兼具“月令”与“日书”的性质。[38]蒲慕州在《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中专门提到，月令与日书都是人们日常行事的准则，具有相似的宇宙观，区别在于使用者的身份上。[39]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一文考察了月令与日书用途上的相关性，揭示了“月讳”与“日禁”之间的文本层次。[40]孔家坡汉简《日书•岁》是一篇颇不同于其他“日书”的出土文献。刘乐贤、晏昌贵均就该篇文献性质展开论述。[41]刘乐贤认为，《岁》与楚帛书有着相似的主题，可能是属于《阴阳五行时令》《四时五行经》一类的阴阳家文献。晏昌贵则注意到《通志》将谭融所作《日书》三卷归入“礼类”的“续月令”之下，揭示出《日书·岁》篇与月令之间的文献学关联。此外，出土月令简牍的综合性研究并不多见。目力所及，似只有刘梦娇的《试说出土文献中的“时令”类内容》全面探讨了出土法律类文书、银雀山汉简与秦汉日书中的时令。[42]

简帛文献的出土与考古发现的增多，扩充了月令文献的种类。这些新材料对月令研究的助益，不仅在于提供了更多的月令文献样貌，而且催生了更加多元的研究视角。

郑玄《礼记目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即已揭示月令具有“政令”的性质。自汉代开始，月令逐渐从纸上遗文转变为现实制度。王梦鸥《读“月令”》是较早的关于月令与汉代制度的研究。[43]在出土文献不断丰富的时代，月令与秦汉政治关系研究完全具有突破和创获的可能性。月令与秦汉地方统治是颇受学界关注的议题。1959年，武威磨咀子M13出土“王杖十简”。陈梦家将其与“养老令”联系起来考察，提到仲秋养老本于月令古制。[44]同样关于养老，赵凯考察了汉代“行糜粥”之制，注意到月令政治化所引发的养老政策调整及其效果。[45]除此之外，藤田胜久《漢代の地方統治と時令思想》指出，《月令》只列举了需要遵守的项目，却没有记载对不遵守者的罚则，故月令只是教化时应该遵守的项目。[46]最近，刘鸣的博士学位论文《月令与秦汉时间秩序》从汉代月令灾异论、汉匈战争的季节及大赦时间规律等多方面，考察月令对两汉政治的影响力。[47]

邢义田与杨振红先后发表的专题论文，综合运用出土文献与传世史料，是近年来最为重要的月令研究成果。邢义田《月令与西汉政治——从尹湾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户”说起》与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均从释读尹湾汉简《集簿》“以春令成户”一句切入，继而就西汉时期的“汉家月令”内容及其对汉代政治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深刻探讨。对于杨振红提出的质疑，邢义田又撰写了《月令与西汉政治——重读尹湾牍“春种树”和“以春令成户”》一文予以回应，在重申原先观点的同时，也对旧文作了检讨和补正。杨振红的论文在收入专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时，另增“附笔”部分，列举《后汉书》中的多条史料，用以说明东汉时期月令对政治影响的进一步扩大。[48]

在法制史领域，月令与法令、政令的关系是又一大研究视角。馬場理惠子结合西汉皇帝诏敕，对“月令”的“令”作了律令层面的考察，研究认为整个汉代经历了从时令思想向皇帝法令发展完善的过程。[49]于振波也指出敦煌悬泉置所出《四时月令诏条》具有法律效力，在汉代律令科比的法律体系中属于“令”的性质。[50]古代法律制度中的时令观念也受到学者留意。《国语•周语》引“夏令”云：“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类似的表述出现在青川秦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出土文献中。杨宽将《吕纪》、《月令》与秦田律进行对比，较早注意到了田律内容与月令的关系。[51]上揭邢义田与杨振红的文章，也都对秦汉简牍中的田律与月令关系有所考辨。近年，焦天然提出，《月令》中虽然没有直接能与之相对应的语句，但“除道成梁”事实上却符合月令文献季秋与季冬的时令记载；秦汉月令的统一性，可从物候稳定、月令制度传承和律令全国通行三方面得到解释。[52]魏永康的博士学位论文专设一章，探讨秦汉政治秩序中的田律与月令，他认为田律中关于月令的内容，来自先秦时期的月令思想。[53]

正如邢义田所言，月令研究的推进完全得益于最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利用这些新材料，不仅修正了当年顾颉刚“《月令》之书必不在元、成以前出现”的观点，同时也突破了经学框架，展现出史学研究的魅力。

不同版本的月令文献之间，对天文星象的记录存在差别，所采用的历法系统也不相一致。能田忠亮测算出《月令》十二月初所见日躔记录大致反映了公元前620年（±100年）的天文，专著《禮記月令天文攷》是研究月令天文的经典之作。[54]何幼琦、陈久金主要讨论了《夏小正》究竟是“十月历”还是“十二月历”的问题。[55]梁韦弦的系列论文认为二十四气、七十二侯尚未在《月令》中真正形成。[56]

月令作为“时宪”之书，它对时间的“规范”是很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梁韦弦还结合《夏小正》《月令》等文献，阐述了先秦儒家的天人关系论与历政文化的渊源。[57]雷戈从政治思想的角度，论述了月令时政与政治权力的关系。[58]傅道彬《〈月令〉模式的时间意义与思想意义》从哲学层面论述了《月令》的时间结构与思维模式。[59]James D. Sellmann的专著《〈吕氏春秋〉所见时间控制与统治》将《吕氏春秋》视为融合了当时的时间观念、政治秩序、社会与经济伦理的作品。[60]由于“五行”的加入，月令文献具有了时间与空间融合对应的特征。近年多有学位论文讨论“五行”宇宙论与月令文献的关系。闫祥玲在梳理五行学说的发展进程之后，叙述了《礼记•月令》中的五行图式与五行生克思想。张春樱、王超的研究，归纳了《礼记•月令》中天人学说的基本观点。王璐的论文虽以“汉代月令思想”为题，但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叙述月令文献的时空模式和运行机理。

从生态史和环境史角度研究月令，成果数量众多，且很受欢迎。郭文韬、石明秀、谢继忠、刘海鸥、朱承等人的论文，都指出月令是汉代生态保护和生产生活的准则。[61]周晓陆发现部分秦瓦当的纹样反映了《吕纪》的内容，这些“月令瓦当”上的动植物物种，具有地区生物史的记录价值。[62]王子今从“时序”原则、水资源保护等方面，考察《月令》所体现的秦汉生态秩序意识。[63]王利华近年发表的论文《〈月令〉中的自然节律与社会节奏》，揭示了《月令》的环境史核心价值，即《月令》构设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蕴含着师法自然和顺应自然的深层生态伦理。[64]

关于时节礼俗，杨孟衡认为“傩”是相对于《月令》“迎气”而言的“送气”礼仪。[65]上揭王利华的研究同时表明，汉代以后出现了月令思想知识社会化的趋势，月令从“王制”到民俗，对传统社会的环境适应、生产生活和岁时风俗发挥了重要塑模作用。萧放在《〈荆楚岁时记〉研究》中也提到，从月令到“岁时记”，反映的是从王官之时到百姓日用之时的“时间叙述”性质的变化。[66]最近，余欣、周金泰发表的《敬授民时之往复：汉唐敦煌的皇家〈月令〉与本土时令》，敏锐地观察到时令文献在敦煌地区从“王命”衍化为一般时令知识的现象。[67]这一研究生动地展现了月令地域性传播的一个具体片段，为探讨先秦时期月令文本生成、秦汉之际月令文本整合、两汉之际月令经典化、汉唐以降月令世俗化的演变历程提供了不少启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史领域的时间研究。黄兴涛从思想史角度审视近代时间观念变迁的特殊性，并从思想社会化角度揭示了诸如“公元”“世纪”“时代”等时间名词在中国传播所具有的现代性功能。[68]最近三年间，湛晓白的《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系统专门地以“时间”为主题，立足于社会文化史角度，勾勒近代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的整体面貌。[69]第一、二章关于公元纪年传入后传统与现代纪年之争，以及近代历法改革所体现的时间符号与现实政治的讨论，特别引起我的共鸣。王加华的专著主要围绕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极具农事节律特征的的时间生活展开论述，并结合个案研究，借助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阐述了传统乡村年度时间生活中的性别、阶层、年龄、地域差异及节奏安排。[70]俞金尧、洪庆明近期发表的论文着重探讨了16世纪以来人类时间观念和计时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趋向统一的进程。[71]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帝国，从传统时代走向现代文明，历史剧变时期，都上演过新的时间观念与旧时间秩序之间的博弈。是辞旧迎新，抑或与古为新，还是固守传统？这场博弈至今未见终局。上述社会史研究关注的时代，虽距先秦两汉已远，但关于新旧交替阶段时间符号政治文化意义的探讨，却给予本书启发良多。

月令文献的内容包罗天地万象，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从现有成果来看，至少已在史学、文学、民俗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有过尝试。仅就史学研究而言，月令文献中的各项制度，包括官制、礼制、灾异等，均可作独立研究。本书考虑的是，五行学说、贵族礼制、时节习俗这些元素，不待月令出现就已通行于世，那么它们是如何被统摄于月令之中的呢？将它们勾联起来的线索，就是“政治时间”。

围绕月令文献揭示的“政治时间”，本书拟分两方面来探讨：第一是政治时间的制作。首先，早期中国的时节意识如何转化为系统性的月令文本？诸本月令文献所设计的“政治时间”有哪些特征？其次，在战国向帝国演进的过程中，原有的政治时间表也经历了一场淘汰与整合。那么，具有“王官月令”地位的《吕纪》如何生成？

第二是政治时间的运行。月令文献的出现，“政治时间”的制作，往往伴随着为王者开太平的政治意图。在成熟的月令文本如《吕纪》《月令》中，“帝王之大司备矣，天下之能事毕矣”。[72]然而，无论《月令》是如何完美地演绎“时宪”的精髓，终不过是一份体大思精的“设计”，而非早期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实录”。职是之故，有必要讨论秦汉制度中，吸收了《月令》中的哪些制度，以及《月令》对统一帝国时间秩序的构建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总之，本书的研究路径，就是探讨先秦诸本月令如何整合成《吕纪》《月令》这一系秦汉王官月令，以及《月令》如何影响两汉时期制度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路径上，本书设六章内容，第一、二章梳理月令“政治时间”的生成脉络，主要考察月令文献的形成、整合与经典化过程。第三至第六章分别从礼制、行政与司法三方面，回答两汉时期“政治时间”如何运作的问题。明堂与迎气礼，是《月令》宇宙论最直观表达。尽管自汉代以来，相关研究不胜枚举，但其中难免经学上的“以讹传讹”。拨开经学遮蔽，结合考古发现，重新爬梳明堂演变史，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月令理论与现实明堂制度交汇、合流的动态过程。月令“政治时间”的运行并不局限于上层礼制，“政治时间”在郡县的传递，无疑也是构建帝国时间秩序的一环。本书注意到“行县”与“行春”一字之差背后的内涵，试图从地方巡行机制切入，探讨“政治时间”的授受实态。月令“政治时间”最基本的运行原理是助阳顺阴，赏罚以时。“行春”是天子宽和之政的颁宣，行刑时间的制订则是人君顺应严寒时气行使生杀之权的体现。在秋冬行刑的时间大框架之下，东汉王朝对死刑与薄刑时间作了两次调整。我们一方面可以从中看到月令在两次改律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改律的最终结果也揭櫫按月令施政名实之间的距离。

本书的研究时段，起自先秦，迄至东汉。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用“早期中国”（Early China）来称呼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历史阶段。正如李峰所言，“早期中国”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合理性。原因之一，就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制度的发展，基本上可被视作一个内部进程。[73]各章次序也基本按时代先后编排。第一、二章涵盖商周至战国秦汉之际这一时段，第三章讨论的明堂制度、第四章考察的迎气礼制，是西汉末年至东汉初的两项重大礼制改革成果；第五、六章关注的则是东汉时期的月令制度演生历程。

[1]《史记》卷二《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9页。

[2]梁玉绳据《史记·吕不韦列传》以“八览”居首、“十二纪”居末，且因世称“吕览”，提出今《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首，似非本书序次。毕沅反驳梁氏之说，认为自《汉书·艺文志》以来皆以“吕氏春秋”为正名，而“十二纪”之伦类与孔子所修《春秋》相附近。梁玉绳后亦修正己说，同意“十二纪”居首的观点。今人島邦男仍按《史记》之载，认为“十二纪”居末，且今本“十二纪”已非原始面貌。参看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页；島邦男：《五行思想と禮記月令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71年，第57—74頁。

[3]《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2510页。

[4]高诱：《淮南子注》卷一一，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8页。

[5]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页。

[6]参看皮蒂里姆•索罗金、罗伯特•默顿：《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收入约翰•哈萨德编：《时间社会学》，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7]芭芭拉·亚当：《时间与社会理论》，金梦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8]《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第2510页。

[9]《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69页。

[10]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贰），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第918页。

[11]杨宽：《月令考》，收入氏著《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2]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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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续汉书•律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057页。

[73]参见李峰：《早期中国研究及其考古学基础——全球化时代的新观察》，收入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1—69页。